尽管马来西亚足协曾经悬赏20万令吉准备奖赏对于赌球的举报，但多年以来成效甚微。这次马来西亚打击假球、赌球的努力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最重要的正是在于这次行动得到了刚刚当选亚洲足联主席的马来西亚人夏赫王子的鼎力支持。这场风暴的序曲，是从亚足联的改选开始的。就在1994年年初，夏赫王子在亚足联改选中如愿当选。夏赫王子同时兼任着马来西亚的足协执行主席，对赌博集团暗箱操纵比赛结果早已深恶痛绝，一直苦于没有恰当的机会。这次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首先把改革的大刀指向身边积弊已久的大马联赛。一时间，马来西亚足协、刑事调查部、反贪部门和警察局纷纷跟进，结成空前协调一致的打击假球的联合体。夏赫王子改变了以往主要针对卜基的打击赌球政策，把打击赌球的第一步首先转向了假球。参赛的球员才是主角，没有球员的合作，卜基们制造人为比分的幕后计划就不可能成功。马来西亚足协为此专设举报奖金20万令吉，刀锋直指受贿打假球的大马联赛球员，马来西亚反贪局同时着手逐场调查涉嫌打假球的一些大马联赛赛事。
地下赌博集团贿赂球员打假球的黑幕终于被一层层揭开。从1994年8月风暴乍起时，各种不同的惩罚已经开始荡涤马来西亚的绿茵场。禁赛是全世界足坛最通用的处罚手段。马来西亚足协8月23日就郑重宣布：参加本届联赛的任何一支球队、球员和官员，一旦被证明收受贿赂及被赌球集团收买，整个球队将被罚款或禁赛。
这次雷厉风行的“扫黑风暴”，使马来西亚的赌球行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紧跟着的1994年世界杯赛期间，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坚持了打击赌球的态度，世界杯开赛前在柔佛州一举抓获了200多卜基，此事震撼了正准备借助世界杯豪赌一场的马来西亚赌球业。从那时起，马来西亚的赌球业开始萧条。同时，印尼政府也开始严厉打击赌球，印尼林氏家族刚刚开设的“印尼盘口”被取缔。泰国的赌球业失去了印尼盘口的支援，也一度萎靡不振。可以说，从1994年开始，整个东南亚的赌球业都陷于萧条。
九师傅的能量和影响力，在这种危机时刻，立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暂避锋芒，游刃有余地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等国外球市。芭雅后来对我说，那段时间九师傅大把大把地撒钱，连她看了都为他心疼，结果在他的精心运作下，很快他就能操纵几个国家的比赛了。今日回想起来，难怪那个时期我们的收益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大幅的攀升。
1996-1997欧洲足球赛季开始之后，东南亚的赌球业逐渐有了一些复苏的迹象。泰国的赌球业在这次复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泰星、隆正好等有实力的博彩公司开始正式开设足球博彩盘口，并且通过专门的电视频道和博彩报刊，把足球博彩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菲律宾在经历了政治动荡之后，赌球业也开始随着逐渐稳定的社会局面回复正轨。另外，随着日本职业足球的开展，来自日本的赌球资金也开始频繁向东南亚赌球行业出击。尤其是菲律宾的几家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博彩公司，更是成为日本豪客们频繁光顾的主要场所。因此在1996年末的一段时期内，菲律宾的赌球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交易额一度占到东南亚体育博彩的一半以上。
随着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国赌球资金的大量涌现，菲律宾不甚灵活的金融体制就成了中间的瓶颈。1997年初，金融行业相对更加发达、更加灵活的香港、新加坡成了日本资金的中转站。马来西亚的赌球公司也开始接受“离岸赌单”，实际的赌金并不进入马来西亚，金钱的交割只是在香港或新加坡完成。这样一来也减少了其间的汇率风险。
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1997年2月，香港和新加坡先后将这种金融往来界定为非法洗钱行为，并要求银行提交详细报告。新加坡的有关报告更是直指这些日本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日本黑社会组织暴力团的背景，香港的熊谷组曾经因此受到调查。如此一来，大规模的资金划转渠道再次被阻塞，逼迫相当一部分日本资金不得不直接投入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金融体系中进行周转，汇率的风险性再次凸现出来。
1997年初的东南亚赌球行业重新恢复了昔日的风光，日本资金的支持造就了那段时期短暂的辉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候赌球公司不仅要像以前那样筹划好赌球盘面的平衡，而且还要平衡好其中的汇率关系。
面对赌业渐好的形势，九师傅却表现得十分忧虑。一次他命芭雅给我们赌庄传话，让我们做事要加倍小心，芭雅说：
“老板现在心情不好，又似乎和赌业的事无关，有时间你应该去见见他了。”
我对芭雅的话吃惊非小，九师傅一向沉稳如山，何况我们赌庄又是一枝独秀，还有什么事让他如此忧心呢？
我把赌庄事务让苏洛暂时负责，自作主张地随芭雅赶往槟城。
一路上芭雅有说有笑，我的拘谨和不安渐渐消失了。我偷看她娇美的容颜，莫明的冲动始终冲撞着我。
到了槟城，芭雅却不急着领我去见九师傅，她歪着头对我说：
“我饿了，我们先吃顿饭，行吗？”
我对她的这个提议没有丝毫犹豫，尽管我隐约感到和九师傅的女人私下吃饭有些不妥。
芭雅在槟城有名的“佳尼”大酒店要了一间包房，她点过菜后，又要了一瓶“威士忌”。我们开始默默地喝酒吃菜，那气氛充满了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