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真正在幕后出面摆平了这场危机呢？目标自然集中在欧洲几家最大的赌球公司身上。到底是威灵好还是SSP，或者是欧洲博球？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内情，这或许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永远的秘密。
怡保赌庄迁到了槟城，短暂的兴奋过后，我陷入了长久的忧惧和自责之中。一想到“格罗贝拉”事件时九师傅对我的设防和我与芭雅的偷情，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苏洛和辛加见我情绪反常，一天又拉我去喝酒。由于长时间压抑和郁闷，几杯酒下肚，我便觉头疼欲裂，心中火烧。我顾不上这些，又灌了几杯。
“我们都是好兄弟，有什么事还不能和我们说吗？这样喝下去，你会喝死的。”
苏洛抢过我的酒杯，辛加则用诧异的目光盯着我。
我不能说出真相，无处渲泄的痛苦在酒精的焚烧下，我失去了自制，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苏洛和辛加为我的这个举动吓得惊慌失措，他们不停地劝我，声音都颤抖了。
“我要退出赌庄，我不想干下去了。”
我哭着喊叫着，全然忘了一切。
苏洛和辛加手忙脚乱地把我弄回我们在槟城的驻地，一路上，我呕吐不止，秽物吐了他俩一身。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却见芭雅正坐在我的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你总算醒了，想喝点什么吗？”
我如遭电击，欲要起身，芭雅用手按了我一下胸口，道：
“老板命我先来看你，他马上就到。”
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门响，九师傅在苏洛和辛加的陪同下，径直走到我的床前。
“你没事吧？”
九师傅看着我说，不待我作答，他便使了个眼色，让芭雅、苏洛、辛加三人出门去。屋里只剩下我们二个人的时候，我竟一阵心虚，以致不敢直对他的目光。
“说说看，你为何要退出赌庄呢？是我亏待了你，还是另有隐情？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天大的事只要说出来，我是会通情达理的。”
我知道这话一定是苏洛和辛加告诉九师傅的，于是我撒谎说：
“赌庄的压力太大了，我有些不适应，我想我还是退出的好。”
九师傅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平声道：
“就因为这个？”
我点点头。九师傅目光几闪，忽然放声笑了，他一下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嗔怪道：
“臭小子，你是赌业的奇才，我怎会舍得放你走呢？98世界怀很快就要到了，这是我们发大财的最好时机，说什么你都要帮我。”
九师傅的话令我心头一热，我的自责感更强了：九师傅还是信任我的，是我对不起他……我连忙爬起来，从此再没提退出的事。
随着98世界杯的临近，东南亚的赌庄都分外忙碌起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首先掀起98年世界杯赌球风潮的，竟是一向对博彩行业嗤之以鼻的新加坡。由于新加坡的政坛一直控制在以正统的儒家文化为主的华人手中，这导致了新加坡社会民众对于“赌”字的理解比较单一，新加坡政府更是长期坚持对赌博行业的打击政策。
但是，新加坡社会自身也在发生着悄悄的演变。老一代的华侨正在逐渐淡出新加坡的主流社会，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香港移民过来的年轻人，以及90年代开始大批涌来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正在华人社会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才，他们为新加坡多年以来静如死水般的社会带来了活跃的成分。于是，整个新加坡社会都开始有些躁动的气息。新加坡的北区是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这里离市区很远，距马来西亚倒很近，乘地铁或巴士，不用半小时即可抵达兀兰关卡。新加坡极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华人为主，东西方人汇聚，市区和近郊的“红毛”很多(本地华人称西方人为“洋人”，有时也用旧称“红毛”)。北区洋人少，马来裔、印度裔则很多。这里房价较市区便宜得多，而且多是新建社区，房屋较新，环境不错，因此许多中国人或买或租，聚住在这里。北区有很多居民区，这里的居民区普遍规模较大，估计约有数百栋组屋。组屋多数有十一、十二层高，内住百余户人家。这一带多年前尚是农田和荒野，老人们大多是当年的农民，中年人也没受到多少教育，因此这里是低收入区。大多数人家陈设简单，而且几乎家家烧香，户户拜神，小店小摊都供神佛，每逢初一、十五，或到春节、七月鬼节来临时，四处烟雾缭绕，纸灰飞舞，弥漫室内外。这些组屋里面就住了不少的中国人，几乎每栋都有。不少本地男子因收入低，娶不到本地女子，于是这里就有了印尼媳妇、马来西亚媳妇和中国媳妇。现在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则是毕业自中国大陆名牌大学或其他区域性名校以及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他们都是移民或在此工作，家中的陈设也很简洁，不过都比较文雅。
新加坡的前一代人努力创业，勤苦劳作，才有了一个繁荣富裕的亚洲小龙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的狮城，一派繁荣景象，那时的年轻人向往快速发达，希望很快赚够一桶金，买汽车、买公寓或洋房，不愿脚踏实地地苦干，对埋头干活不感兴趣，兼之本地那时培养的技术专业人员也少。因此，狮城就从中国和印度“进口”了不少工程师。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两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新加坡的经济。大小公司竞相裁员，裁掉的多是人事、管理和销售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