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一个地方的某一产业的崛起，往往要依托当地某种资源优势，比如山西煤矿资源丰厚，夏威夷旅游资源诱人，但是，澳门博彩业这匹“黑马”的崛起，却没有人流积聚的优势。仅仅50万人口的澳门，反倒打拼出一个世界级的博彩产业来，而且还有效地规避了博彩业本身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譬如，在这个赌气弥漫的小城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大多数澳门人并不涉足赌场。除了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有一部分澳门人进赌场投投自己新年的运气，赌赌个人未来的顺逆，其它时间几乎不进赌场！
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强令澳门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脱节”？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促使澳门人抱愧赌场？多少年来，纷至沓来的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一匪夷所思的问题如痴如迷，笔者也是其中之一。自我到澳门的几年中，先后访问过赌场内外不下数百人，专心致志地挖掘研究了一番，终于弄明白了其背后的一些主要成因，虽不敢说是终极性的结论，但都铿然有声，众口皆言。
博彩业繁衍兴盛了200多年的澳门，“赌博系偏行”、“小赌怡情，大赌乱性”的传统观念，却牢牢统治着澳门人的头脑，而这种牢固观念又引申出一个道德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即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频繁出入赌场，背后会遭人非议；未婚的青年人，即使是世家子弟，经常出入赌场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等等。正是这一无形而又强势的社会评判规范，将绝大多数澳门人阻挡在赌场门外。
其实，澳门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抵御博彩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氛围。澳门大致属于族群式的社会，加之人口太密集，地域太狭小，整个社会被网在一种血脉与亲情密切交织的温柔关系之中。这种触类旁通的社会关系网，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监督功能。
另外，在澳门，博彩业虽是合法的，但历届政府也有明文规定，公务员、未成年人、犯人不能进入赌场。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对公务员参与赌博更有着相当严格的法律约束：公务员除大年初一至初三外，其他时间一律不准进赌场赌博，违者开除公职。类似的规定，在一些公司、学校、企业中，都有制订。
博彩业往往造成犯罪率、自杀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澳门人有着更加深切而又真实的感受。澳门博彩业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扮演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角色。如何在发展博彩旅游业的同时，规避和化解其不良影响，维护社会治安，不但成为特区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澳门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看来，澳门社会为自身所营造的所有有形或无形的“绳索”，都出自澳门人既为保护生计又为洁身自好的本能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