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亿巨奖福彩造假传闻从发奖至今外界的关注和质疑从未间断，但是由于国内彩票发行权完全被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完全垄断而又没有相关的监控部门。因此除质疑外，大众又无可奈何。同时国内彩票返奖率远远低于国外的状况也引发彩民的不满。
北京彩民一人独中5.75亿
记者注意到，公众对于5.7亿大奖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彩票的票面信息上，一个是2秒钟内能否接连打出两张一样的50倍投注彩票，另一个是三张彩票的编码顺序问题。
“从彩票的安全性来考虑，福彩中心不能解读彩票的编码信息属于正常，因为这些技术本该由独立于福彩中心的彩票开发商掌握。然而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由福彩中心技术部门掌握着。”着名彩票研究专家程阳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
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日前，北京市福彩中心在其官网上曝光了获奖彩票和兑奖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巨奖兑奖已结束，福彩中心不会再就任何5.7亿巨奖衍生问题做回复。
对此，程阳表示彩民和公众的质疑有其合理性。“目前国内彩票销售系统在安全性方面严重滞后，特别是在防范彩票机构内部违规操作的监控与稽核方面。我们的系统主要考虑怎么样把彩票卖出去，欧美国家的系统主要考虑怎么样防范内部风险，这是最大的区别。”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企业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彩票专家苏国京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彩票就是部门彩票，与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彩票有显着差异，民政、体育两个部门实际上成为彩票发行的既得利益部门。”
苏国京本人曾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等法规起草和征求意见，几年来他和一些业内专家一直建议推行国家彩票，替代目前的部门彩票，都没有被采纳。
两部门垄断彩票发行权
自1987年首次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以来，中国彩票行业走过25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的彩票销售额仅仅181亿元，过去十多年，中国彩票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25%，业内专家普遍预计今年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据记者了解，自1987年以来，中国彩票的发行权就被特许授予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两个部门，由他们分别设立彩票发行机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彩票品种的研发、申报和销售等管理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督。
2009年7月1日开始实行《彩票管理条例》，是目前彩票发行领域最高级别的法规，它正式将彩票发行权授予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两个部委。
事实上，中国彩票业发展之初，由于社会资本不愿进入，两家彩票发行中心既是行业的管理者，又是直接的投资经营者。“八九十年代那时，彩票投注站基本都靠彩票中心出资建设，后来彩票发展壮大了，经营投注站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申请者和福彩中心的关系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投注网副总裁夏志宏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彩票业逐步建立了特许民政、体育垄断经营，省级行政单位独立组织实施的行业格局。
“彩票的安全与公平公正，制度构架是最根本的保证，也就是在制度构架上，要保证彩票交易的核心环节，不能被彩票发行机构自行垄断，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有一个与发行机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开发服务商存在。”程阳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些业内人士，总是强调技术上彩票交易系统的自行研发，而没有在更高的战略角度摆正自身的位置，把自己置于社会焦点的风口浪尖上，把彩票发行机构置于巨大的经济风险之上。”
他认为，目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独立的开发商、服务商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这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彩票票种和各种游戏玩法的开发上面。
“2006年有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讨论成立中国彩监会，因为两个部门的阻碍没有通过，之后再也没有大规模讨论这个事情，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夏志宏对《投资者报》表示。
据夏志宏回忆，这个会议的起因是由于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彩票发行中心，发行教育彩票。
“实际上环保、卫生部门也曾希望发行专项彩票为相关事业筹集资金，但没被通过。”苏国京认为，理想的方式是成立独立于各部委的彩票发行中心，或者说国家彩票发行局。
信息披露严重不透明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每出现一次金额巨大的奖注，都会引发公众包括彩民的广泛猜测和质疑。
程阳认为，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彩票获奖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彩票研究者，我在获取国外的彩票数据时都比国内的要方便得多。
记者在程阳的个人博客上浏览发现，该博客引用了大量国外的数据、图表，非常详细。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金占彩票销售金额的35%，若以3000亿销售规模计算，年度公益金将达1000亿元。但各省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支出账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个大数。”夏志宏对记者表示，不过他认为彩票公益金仅是财政不透明的一个方面而已。
“青岛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购买豪华游艇，还美其名曰主要用于为彩民服务。”夏志宏给本报记者举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没人知道，或者总不希望别人知道。结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没做，钱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国家花掉了。”苏国京感慨道。
说到保护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程阳表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
“与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彩票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彩票市场的信息公开，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国1966年7月4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USFOIA)，英国2005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公开法》”。
按此法律，英国的彩票发行机构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国公民，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远隔重洋咨询，他们也必须出具任何彩票相关各类销售数据、详尽财务报告等，不得回避。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对峙，缓和的手段只有媒体，也只有媒体才能是该悖论的最后裁决者，中国彩市20多年，尚没有发生因媒体透风而导致中奖者不良结果的案例。彩票机构应该充分相信媒体、更不能回避媒体，中奖者更加不能以隐私权为由拒绝见证，这不仅有违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程阳对本报记者强调。
品种单一、返奖率低
“中国彩票品种的单一，枯燥，缺乏人文，历史和趣味。已经无法同亚洲博彩业的水准进行PK了，本就处于劣势，再不改进彩票设计和玩法，那迟早会被淘汰。”作为彩票领域的长期参与者研究者，苏国京对此忧心忡忡。
中国彩票票种主要有四种，分别是乐透数字型、即开型、竞猜型和视频型。据财政部公开最新数据显示，乐透数字型销售额占到整个销售规模的66%，并且在福彩项目中，双色球一个玩法产生的销售额约220亿元，占乐透数字型的一半，超过整个福彩销售额的1/3。
而被苏国京指责为设计老土，缺乏文化和趣味性的呱呱乐等即开型游戏，目前呈逐年萎缩的负增长态势。
为适应彩民的需求，中国彩票发行机构也推出了“竞彩”、“北京单场”、“中福在线”等一些竞猜和高频彩票。“这些游戏项目类似于国外的博彩游戏，但返奖率却要低很多，国外博彩游戏的返奖率基本在80%~90%，而我们最高的返奖比例才69%，这对彩民的购彩意愿无疑是个打击。”苏国京对记者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返奖率低是造成彩民购彩资金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目前对此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苏国京估计，由于返奖率低等原因，导致彩民选择私彩和外围博彩游戏造成资金流失不低于目前年均3000亿元的彩票发行规模。
精于足彩行业的夏志宏告诉记者，“单就足彩的竞猜类品种来说，可能90%的彩民实际上都选择了境外彩票，通常是通过国内专门的服务公司向国外博彩公司投注。”
一位彩票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跟返奖比例有关系，也与彩票的玩法设置有关，国内的玩法太过于复杂，娱乐性不足，容易使彩民望而却步。“对于部门垄断的体彩、福彩来说，他们可以坐收收益，自然没有动力去搞创新。”该人士如是说。■
